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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民之痛,国家之殇。2008年5月19日,14点28分,汶川震后“头七”之时,“国哀”首日,旗帜半举,汽笛呜咽,举国忍声。三万四千多亡灵,地下有知,在天有灵。十三亿同胞,与天地同悲,共山河失色。

生民之痛,国家之殇。2008年5月19日,14点28分,汶川震后“头七”之时,“国哀”首日,旗帜半举,汽笛呜咽,举国忍声。三万四千多亡灵,地下有知,在天有灵。十三亿同胞,与天地同悲,共山河失色。默哀时分,早报评论员与妻子面朝西北,肃立窗前。当警报响起,汽笛声声,妻子双手合十,泪如雨下,早报评论员同样满目泪溢。举凡国人,华夏儿女,此时此刻,必有一恸,为那三万多名死难者,为所有中国人,为中华民族。此时此刻,这是无须忍受的悲痛,更是不必压抑的哭泣。此时此刻,号哭不是软弱,抚胸难掩悲怆。

汶川震后,这是第一次,以国家仪式的方式举国同悲。多少平凡和睦的家庭,在地动山摇的一瞬间,就骨肉分离。多少可爱的小孩,从得救的那一刻起,便成为孤儿;谁在风雨中掷地有声:“只要有一线希望,就要做百倍努力”;谁在流泪中跪地高呼“我还能再救一个”;谁头枕大地狼藉,冒死拼命挺进;谁在山崩地裂的一刹那张开双臂,翼护住她的学生;谁在废墟下坚守,让生命的奇迹成为可能?那些失却疼痛的亡灵,今夜何处安魂;那些肉裂骨折的伤者,是否得到救治。那些被掩埋或失踪的人们,是否仍拥有向生之门?

共和国建国以来,这是第一次,国旗可以为平民而降。十年前亦即1998年洪灾过后,每一次在媒体公开提出“国旗为谁而降”的郭光东先生在5月1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,这样说道:每每重大灾难导致中国公民伤亡的时刻,总有人反复提起“国旗为谁而降”的问题。十年间,虽说国家领导人之外,国旗也曾为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殉职记者而降,但总觉得当时的政治考量更多一些。只有此刻,中国国旗才算真正第一次为普通公民而降。“十年后感慨系之,只愿天佑吾民,平安年年!”

在华夏民族五千年历史上,这也是第一次,黎民百姓可以配享国哀。三天全国哀悼日,下半旗,鸣笛志哀,奥运火炬暂停,娱乐活动取消。这样一种隆重的悼念形式,我国传统视为“国丧”。

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,这也是每一次,以公共政治的形式,表达对于生命的珍重。仅以地震灾害为例,“5·12”汶川地震也不是我们曾经强度最大或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。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发生的唐山大地震,震级7.8级,震中烈度11度。致24万余人死亡,16万余人受伤。我国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大的一次地震,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(公元1555年1月23日)夜间发生在陕西渭南一带和山西蒲州等地的强烈地震,死亡83万多人。现代科学家推断,当时的地震强度为8至8.3级,烈度为11度。

三分钟。多少古往今来,多少沧海桑田,多少云散风流,这一刻,我们终于可以哭,可以志哀。民族有多少苦难,历史的表情就有多凝重与肃穆。曾任美国总统的约翰·肯尼迪说过的:“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,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,还要看它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,对什么样的人追怀。”如果说多难兴邦,我们更不能对苦难避重就轻。如果说生生不息,我们更需要从苦难中汲取力量。我们肃立,任凭涕泪纵横。我们的哭泣,是对生命应得尊严的欣慰,对国家应有表达的赞同,对政治应有良知的认同,是对“生命至上”文明法则的期求,对“以人为本”政治伦理的追寻。是一种悲怆的祭奠,一种真诚的致敬,一种坚强的表达。

死难者必将以死难的方式赐福生者,幸存者必将以哀痛的方式领受祝福。三分钟默哀,中华民族必将在对苦难的共同承担中获取关于自身命运的密码。三分钟之后,活着的人们,要好好活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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